如果人大再产生一个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察机关, 那么人大保留的监督权和分工出去的监察权在性质、地位、范围、作用、运行机制等方面应如何区分和配合, 将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的宪法问题。

可以说，在后现代法治时代，社会主义法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在现代法治秩序中，国家法治之所以能够超越于其他多元法律之上，就在于国家法的抽象性和形式合理性。

因此，中国法治建设不能仅在新旧两种现代法治模式中打转，而且要重新思考古典法治秩序提出的问题。那么，这种法治发展虽然具有行政法治国的特征，但可不可以称之为政党法治国呢？因为在法治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政党所驾驭的行政机关，而是政党本身。因此，罗斯福新政以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变成了一场政党争夺战，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和司法理性化日渐沦丧，司法判决结果沦为党派政治投票，而司法判决理由也从传统法律推理变成了政治修辞。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新旧两种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始终交织在一起，并在话语表达 与实践经验之间、职业法律人阶层和执政党之间形成张力和背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法治理念无疑在推动一场法律革命，它彻底抛弃了 18世纪启蒙时代形成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治旧理念，而采纳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形成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新理念。

由于中国处于后发达国家的历史处境，要赶超西方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道路来推进现代化。从沃伦法院开始，联邦最高法院始终以积极能动的姿态推行公共政策和政治核心价值问题，形成司法主权局面。（二）法律规则的自洽性及其程序自然法标准 真实世界几乎不存在使规则自洽的充分条件。

（二）未必能实现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的法治隐忧 富勒认为，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是程序自然法诸要素中最复杂的一项，这种一致性受到错误解释、法律语言晦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只有法律规则严重不适应社会发展，或者其适用会导致严重的不正义时，才有必要修改法律。例如，关于《监察法》第44条第3款留置折抵刑期规定和《监察法》第22条结合考虑之后所产生的隐含规则冲突问题，由于针对严重职务违法行为的留置类似于行政强制措施，所审查的是职务违法行为，针对职务犯罪行为的留置接近于刑事强制措施，所调查的是职务犯罪行为。依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改革后留置措施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的对象为全体公职人员。

综上所述，留置作为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设置其适用规则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授权的正当性，也要注重限权的程度性。当然，仅仅对留置进行形式区分还不够，应当在实施细则或解释中体现出两种留置的实质差异，具体而言，就是在不违反《监察法》规定的前提下，对严重职务违法留置的适用进行限制，如留置的时间、留置的解除应作出放宽规定，适当向被留置者利益保护倾斜。

哈特式的自然—规则观，所强调的是自然法对实在法的消极限制，即为了人类的自我保存，规则必须要吸收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自然法虽然不是规则有效的前提，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规则的内容。然而，未竞的问题是，留置作为取代两规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适用范围设置是否合理、适用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以及对被留置对象的程序保障否充分？表面上看，上述问题似乎都是见仁见智的程序设计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够从实质上解决留置规则同一化所引发的内部规则冲突，为留置规则的内部自洽清除障碍。从现实来看，严重职务违法已经比较接近于职务犯罪，所对应的法律后果也比较严重，在必要的情况下针对这类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有助于监察机关快速有效的挖掘职务违法证据，推进腐败调查工作的进行。

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每个人都是自己价值判断的主导者，个体作出道德判断，持有并表达道德意见，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完全一致的见解早已司空见惯。依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留置的批准权与执行权都掌握在监察机关手中，旗帜鲜明的表现出《监察法》有意让留置措施内部化的基本立场。第二，规则之间矛盾，即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的内容，造成法法衔接不畅。此外，留置批准权与执行权集中的同时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存在法治隐患。

2018年3月1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刘建超接受政知见新闻网采访时，详细谈到了留职期间不允许律师介入的三点理由：一是留置属于监察措施，不适用《刑事诉讼法》。富勒认为，哈特的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分离说，只能够说明人们要忠于法律（fidelity to law）这一前提性事实，但却没有阐明为什么要忠于法律这一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批准权与执行权的集中，只是留置措施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根据《宪法》第37条的规定，得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审批权与执行权都应当分离的结论，恐怕过于武断。非矛盾性既强调法律规则表达不能自相矛盾，也要求将法律规则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后不至于和其他法律规则产生冲突。

（一）留置类型的两分构造 如前所述，《监察法》不加区分的将留置同等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事实上造成了规则适用的冲突。事实上，《监察法》已经有让检察机关监督监察委员会的迹象，如该法第47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检察机关监督监察委员会的表现。如何链接理性世界的自然法与世俗领域的实在法，使自然法能够发挥指引实在法的作用，是现代自然法学者乃至其他流派学者始终不断探索的命题。将留置不加区分的同时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不会导致实质的不正义，只是会带来规则协调上的不完美，在目前各地方都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内部规范的基础上，没有必要对《监察法》进行重新修订。正由于监察留置措施的设置没有完全消除非法治的因素，也没有实现和关联规则的有效对接，引发规则适用的矛盾。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对监督权的再监督，确切的说是对留置行使的再监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法治国家完善实在法的过程，正是不断融入自然法理性精神的过程，自然法不是被设想为一种宪法层面上的‘高级法，可以使一般立法无效，而是作为一把衡量实在法的标尺。主要理由有三点：其一，留置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3款规定的两规不具有直接的替代关系，因为两规适用的是党员违纪案件，而留置适用的是公职人员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二者只是在少部分情形上有所交叉，至少很多党员违纪但没有达到严重职务违法程度的案件，留置并没有发挥替代两规的作用，换言之，留置不能一般性的适用于违纪案件。

其三，《监察法》第69条规定，本法实施后，《行政监察法》同时废止，两指的法律依据随之丧失。由此可见，留置措施从事实上取代了原来的两指措施和逮捕措施，取代前者可以说是实现了两指的法治化，取代后者则让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更加契合《监察法》项下调查权的行使。

也许有人认为，在《监察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强行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情况通过实施细则或解释进行区分，存在造法的嫌疑。不加区分的将两指和逮捕统一转化为留置规则以及有选择的吸收《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看似是为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反腐机制而随机应变，实际上产生了严重的规则内外部冲突问题，导致留置规则运行的过程中始终面临难以自我证成的逻辑错误以及法法衔接的困境。

其三，遵守实在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一种先在的法的观念，即自然法。当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时，留置的作用与逮捕羁押雷同。《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为了维持自我保存，必须具备近乎平等的自然事实以及必要的自然权利（人身、财产和承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进而建立起自然事实与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关联。

例如，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认为，围绕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的自我保存这个最基本的意图，才有了共同服从某项规则的基础。既然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强制措施，适用的规则当然也可以不同。

其三，即便认定《监察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具有合理性，留置的适用也存在法律逻辑矛盾，即从留置规则本身来看，对共同加功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不法行为分别选择性适用留置措施，会产生规则不协调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将职务违法人员的强制措施限定在情节严重的情形下，已经比较好的协调了反腐与人权的关系。

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主要强调法律的内容要具有合理性。然而，这种方案也存在三点疑虑：一是如果严重职务违法行为不适用留置，那么纵观整部《监察法》规定的12项调查措施，针对这类严重违法人员就无法采取强制措施，不利于监察工作的有效展开。

其二，将严重职务违法作为留置适用的一种情形，使得《监察法》存在隐含的法律规则冲突。由此可见，上述三点否定律师介入的理由都是难以站住脚的。笔者认为，在留置规则重塑时应当采纳方案二，主要理由是：第一，最大限度的维护了立法的稳定性，有助于法治反腐的持续推进。三是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之后，律师完全可以介入。

本文借由富勒所提出的程序自然法的理论来检验法律规则的自洽性，是因为它的确为我们指出了八项独特的标准，我们可以藉此来检验合法性的完善状态。其二，如前所述，留置事实上替代的是两指和逮捕。

因为既然立法者人为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同等适用留置措施，为了保证反腐的彻底性，按理说也应当让留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囊括加功严重职务违法行为者。在适用情境上，限于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以及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四种情形，从而确保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仅在必要时才适用。

从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启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先后通过多个规范性文件都涉及到留置的适用问题，总体立场是通过程序限制来防止留置措施的滥用，但为了查清案件，很多原本分属于不同机关的权力都集中在监察机关手中（如留置的批准权和执行权），虽然实现了反腐资源的集中，但如果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则有可能导致留置规则的滥用。其实，担忧律师介入会阻碍反腐工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成立的，毕竟新监察制度是在监察委员会主导下展开的，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对法治反腐的推动作用无疑是远远大于阻碍作用的。